◆　　　　　　　基因与人种：人类的同一性与多样性（２） 　　　　　　　　　　　　　　·方舟子· 　　　　　　　　　　　　二、人种学的罪恶 　　在达尔文看来，进化并没有方向，生存竞争的结果导致多样化，而不是进步。 但是达尔文这个正确的观念，在当时以及以后一百多年间，都没有被普遍接受。 人们仍然像拉马克时代一样，把“进化”当成向更高水平、更复杂程度的进步。 一位叫做斯宾塞的达尔文同胞，不仅歪曲了达尔文学说，把自然选择当成生物进 步的动力，而且把这种说法推广到了人类社会，让达尔文的名字与一种臭名昭著 的社会学说——“社会达尔文主义”——联系在一起。在斯宾塞看来，你死我活 的竞争既是生物界，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使得人类进化 成万物之灵，而通过社会竞争——例如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欧洲殖民主义 者对殖民地的掠夺——才使得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处于人类文明的颠峰。 　　做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代言人，斯宾塞对人类社会的看法是乐观 的，“进步”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但对没落的贵族阶层来说，他们感受 到的，却是人类社会正在退步的怨恨和恐惧。这种悲观情绪在经历了大革命的动 荡的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贵族当中更为显著。在1853-1855年，一位叫戈宾诺 （Joseph-Arthur Gobineau）的法国伯爵出了一部四卷本的著作《论人类种族的 不平等》，试图从人种学的角度为人类社会的退化——特别是“已在欧洲各国肆 虐了这么多年的血腥战争、革命和无法无天”寻找依据。在研究了希腊、罗马和 日耳曼民族的兴衰之后，戈宾诺确信种族问题盖过了其他历史问题，是解决其他 历史问题的关键；组成一个民族的各个种族的不平等，足以解释这个民族的命运。 戈宾诺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总共存在十种文化，每一种文化的兴起都是因为“亚利 安人”给当地人民带去了高贵的血液、艺术和知识的天赋。按照这种说法，在世 界各地都应该曾经存在过亚利安人，而戈宾诺也的确到处发现了亚利安人。随着 亚利安人的血缘被稀释，人种即退化，而文明也就开始没落。文明创建者中亚利 安血液的纯粹程度，决定了一个文明的兴衰。在这些高贵的血液被外来的元素稀 释、冲淡，不再能发挥作用之后，文明也就必然灭亡。这样，在他看来，所有伟 大文明的衰亡，并不是由于人们经常提及的那些腐败因素（“奢侈，政府管理不 善，宗教狂热，道德败坏”），而是因为人种的退化。 　　戈宾诺对人类遗传的理解——血液的高贵、纯粹、稀释云云，与欧洲中世纪 的迷信一脉相承。那种认为人类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天性的观念，也自古就有。 戈宾诺的独特之处，在于把文明的兴衰归结为种族天性的不同和混合，而且最终 追溯到单个种族——亚利安人。他把人类历史的进程简化成了遗传的演变，似乎 为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客观基础。像戈宾诺这种既有“学术性”又简单明了，涵盖 全世界、概括人类历史的气势恢弘的大理论，总不难找到追随者，何况是一个可 以为社会偏见提供正当理由的学说。当戈宾诺鼓吹亚利安人是最美丽、优秀的人 种，而“大洋州的人有幸提供了最丑陋、堕落和可恶的种族样本，似乎是被创造 出来为了展示人和单纯的畜生之间的链环”时，他在当时的欧美社会找到了无数 的知音，须知那是一个伟大如杰菲逊、林肯也相信白人和黑人是截然不同的种族， 而前者的身体和心灵都比后者高等的社会（杰菲逊：“黑人不管是起初就是一个 不同的种族，或是因时间和环境造成了不同，身心两方面的天赋都比白人低等。” 林肯：“我相信白人种族和黑人种族之间的体质差异将禁止这两个种族能在社会 和政治平等之下共同生活。既然他们不能共同生活，他们在一起时就必须有上等 和下等之分，而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赞同把上等位置划归白人种族。”）。戈 宾诺的著作很快就走出了国界，在西方世界找到了市场。１８５６年，一位鼓吹 奴隶制的美国人就在费城出版了戈宾诺著作的英译本。英国的版本也随后出现。 但戈宾诺最大的知音出现在德国。在作曲家瓦格纳的笔下，那个想象中的亚利安 人被艺术化成了日耳曼民族的象征，成了他颂扬日耳曼文化、抵抗外来“污染” 的工具。１８９９年，瓦格纳的英国裔女婿休斯顿·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在德国出版了一本建立于戈宾诺的理论之上的种族主义著作《十 九世纪的基础》，影响重大。十几年后（１９１６年），另一部种族主义的经典 著作，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著《伟大种族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在美国出版，同样以戈宾诺理论为基础。 　　然而，戈宾诺的理论虽然宏大，却不精致，只有定性的推断而没有定量的证 明，“科学性”不高；而且，他更关心的是对历史的解释，而不是要拯救人类的 未来。打着科学的幌子推销种族主义和等级主义，以及设计具体的方案防止人类 的退化，这两个任务留给了伪优生学的创建者、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 （Francis Galton）。他在１８６９年出版的《遗传的天赋》(Hereditary Genius) 一书，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高尔顿的伪优生学建立在“逻辑推理”和 “统计”基础之上。其“逻辑推理”并不新鲜，也就是退化律，即如果不加以人 工干预，人类的遗传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一步步退化。这根据的是当时流行的 “融合遗传”的错误概念，把人类的遗传，当成就像是从男、女双方各取半杯水 混和成一杯水，这样一代又一代地混和下去，原先“优良”的水当然也就一代又 一代地被被稀释掉了。高尔顿所说的遗传，并不只是体质，而是认为人类一切特 征，特别是智力、品质、道德、创造力等等，也都是能遗传的，心灵方面的遗传 其实才是他更关心的。这种信仰也是由来已久，高尔顿的独创之处，是采用了统 计的方法定量地加以证明。例如，他统计了从１６６０年到１８６５年间２８６ 位著名的英国法官，发现九分之一有父子或兄弟关系。于是他得出结论说，当法 官的能力是遗传的，这些法官天生就继承了当法官必备的品质。显然，高尔顿犯 了统计上的两大错误，一是取样不随机，二是缺乏对照，完全无视其他因素的影 响（例如家庭环境对职业取向的影响、裙带关系对升迁的影响等等）。他用同样 的方法证明了科学家、诗人、政治家、将军甚至划船手等等全都是遗传的。这个 结论尽管在今天看来非常荒唐，在当时却深受欧洲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的欢迎， 迎合了他们觉得自己天生就高人一等的心态。高尔顿是一位等级主义者，认为下 等人之所以是下等人，是因为他们天生在智力、体力和道德方面就下等。他的统 计已“证明”了这一点。他更是一位种族主义者，在他看来，并被他的研究所 “证明”，北欧人无疑是最高等的人种，而黑人有着最低等的人种，最低等的种 族的智力甚至还不如聪明的狗： 　　“尼格罗种族（黑人）的平均智力水平，要比我们的低两等。” 　　“雅典种族的平均能力，按最可能低的估计，也几乎要比我们高两等，也就 是说，与我们的种族高出非洲尼格罗种族的相当。” 　　从古代雅典人到当时的欧洲人，已经退化了两等，而他所担心的，是欧洲人 所保留着的那些“高贵品质”，包括发达的智力、强健的体力、高尚的道德、深 刻的洞察力等等，正在很快被高出生率的贫苦欧洲人和非白种人所稀释、败坏。 为了将人类从灾难的边缘拯救下来，高尔顿从动植物育种（也就是他的表哥达尔 文所说的人工选择）得到启发，提出了两套方案（这两套方案被其追随者称为 “积极优生”和“消极优生”），一方面，“上等人”只能跟“上等人”结婚， 并且要尽可能多地生孩子，他写道：“如果那些最适宜占居大地的种族被鼓励早 婚，在几代之后，他们将会取代了其他种族。”另一方面，高尔顿呼吁政府插手， 劝阻或防止“下等人”生殖。他相信，其结果将会是非常成功的： 　　“在家养动物以及进化历史上，没有什么能使我们怀疑，（通过优生学）将 会形成一个心智健全的种族，他们在心智和道德上比现代欧洲人高等的程度，与 现代欧洲人比黑人中最低等的种族的高等程度相当。” 　　他希望伪优生学能变成一种世俗宗教，让“下等人”出于宗教的狂热，为了 人类的未来而自觉牺牲自己的生殖权利，而让“上等”的欧洲人大量繁衍，这会 使得全人类的品质大为提高，进而进化出更高级的人类。这应该成为人类的最高 道德召唤。 　　在世界各地（欧洲各国、苏联、美国、巴西、中国、日本等），在各行各业 的人士（科学家、医生、社会活动家、女性主义者等等），高尔顿都很快找到了 大量热心的追随者。１８９５年首先从德国开始，高尔顿的福音被称之为“种族 卫生”。１９１２年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吸引了世界各国的 ７５０名参加者，来宾中包括邱吉尔和贝尔。在１８９０－１９３０年间，有大 约３０个全国性的优生学学会在世界各国成立。优生学在名牌大学被传授，在标 准生物学教科书被介绍。不过，世界各国对优生学的热衷和推广程度并不相同。 例如在法国，优生学活动家们强调对孕妇进行教育，鼓励多生优育，但是排斥进 行婚前诊断和强制绝育，并未真正采用高尔顿的方案。在英国，情况与此类似。 高尔顿的优生方案首先在美国得到实施，之后在德国被推向了极端。 　　高尔顿的逻辑推理，建立在对遗传机制的无知之上。在２０世纪初，孟德尔 遗传定律被重新发现并很快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孟德尔遗传定律证明了遗传并不 是融合的，推翻了高尔顿的退化律。但是高尔顿的优生方案并没有随之被推翻。 恰恰相反，早期的遗传学家相信孟德尔遗传定律为优生学提供了更为牢固的基础。 他们不仅认为人的一切特征都能遗传，而且都遵循孟德尔遗传定律，以颗粒的形 式固定地永久遗传下去，因此，用人工干预的办法消灭劣质性状，就更为迫切了。 他们最关心的劣质性状是所谓“低能”，这指的是一切心灵缺陷，不只是智力缺 陷，更包括心理、行为缺陷，它被认为是导致贫困、犯罪、道德败坏等一切社会 问题的最终因素，是与生俱来、无法通过教育和环境加以改变的天性，而且是可 遗传的单一性状。１９２１年，美国遗传学家达文波特（Charles B. Davenport） 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的一段话，表达了当时遗传学家的普遍意见： 　　“通过对家族史的广泛深入的分析，似乎非常可能地，中度和高度的低能是 做为一个简单的隐性性状遗传的，或者大约如此。据此可知两个低能的父母应该 只有低能的儿女，而这正是实际所发现的。” 　　果真如此的话，要解决社会问题，就有了一个简单可行的办法：通过优生消 灭这一导致低能的基因。早在１９１１年，达文波特在《与优生学有关的遗传》 一书中，就已为美国优生学运动制定了行动指南，而这不过是高尔顿两套方案的 改头换面： 　　“优生学者的普遍方案是非常清楚的——即通过引导年轻人对配偶做更合理 的选择，理智地恋爱，而改进人种。它也包括由政府控制心灵不健全者的繁衍。 它并不暗示在出生前或出生后消灭不适者。” 　　直到１９２５年，摩尔根才成为遗传学家中第一个公开地质疑优生学的理论 基础和实践方案。但是当时美国遗传学界的主流仍然支持优生学运动。在１９２ ８年国际遗传学大会指导委员会任职的１００名美国遗传学家中，有４２人是优 生学运动的活跃分子，剩下的人要么消极地支持，要么保持沉默，敢于公开批评 优生学运动的遗传学家很少，尽管这时候，已有许多证据表明，人的智力、心理、 行为并不是完全由遗传因素决定的，更不是由单一基因决定的，而是由多个基因 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与高尔顿一脉相承，美国优生学家既是等级主义者，也是种族主义者。事实 上，优生学运动能在美国风起云涌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来自西欧、北欧的旧移民 对来自东欧、南欧的新移民的种族歧视。印第安那大学细菌学家莱斯（Thurman Rice）在１９２９年出版的《种族卫生》（Racial Hygiene）一书中，即如此声 称： 　　“我们以前所接受的移民实际上都来自北欧。他们大多有优良的品质并很好 地融合在一起……今天的情况非常不同；目前，或至少是现有法律通过之前，到 来的新移民大多数来自东欧和南欧，或者来其他更无关联的地区；他们与‘熔炉’ 中我们的血缘不相混合，如果相互杂交的话，他们的显性性状将会盖过我们原有 的隐形性状；他们通常是激进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引起无穷无尽的麻烦；他们 有非常低的生活水准；他们扰乱了今天的劳动问题；他们极其多育。” 　　莱斯说的“现有法律”，指的是美国国会在１９２１年和１９２４年通过的 限制中欧、南欧和东欧移民的法案，法案被提出和通过的一大理由，就是那里的 人民属于低等的种族（由“智商测定”所证明）并倾向于生育有缺陷的子女，几 名优生学家为此到国会作证。 　　达文波特为优生学运动制定的两个普遍方案，第一个根本无法实施：众所周 知，爱情是盲目的，又如何能使年轻人“理智地恋爱”？达文波特甚至连自己的 女儿都无法说服。因此美国优生学运动的主要手段，实际上就是要求政府干预， 进行“消极优生”。到２０年代，美国优生学家们已成功地游说几十个州的议会 通过了对社会不适者强制进行绝育的法案。这些不幸者中排第一位的是“低能” 者，还包括疯子、犯罪分子、病人（包括肺结核、梅毒、麻疯病和其他慢性传染 病患者）、盲人、聋子、残废，以及孤儿、无家可归者、流浪汉等一切带来社会 负担的人。到１９３５年，有２８个州通过法律对孤儿院的孤儿、精神病院的病 人和监狱的犯人强行实施绝育手术。光是加利福尼亚一州，就将１２９４１人强 行送上了绝育手术台。美国优生学家或许会争辩说，他们很“人道”，只是对不 适者进行了绝育，并没有“在出生前或出生后消灭不适者”。但是，既然认定了 某个类群的人天生就低人一等，这些人即使被剥夺了生育的权利，也依然是一大 社会负担，那么从经济的角度看，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要合算得多，所需要的， 只是撕下“人道”的遮羞布。而这，正是稍后在德国发生的情形。 　　１９２３年，三位德国著名生物学家鲍尔（Erwin Baur）、费希尔（Eugen Fischer）和冷兹（Fritz Lenz）合作出版了一本教科书《人类遗传和种族卫生 原理》，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获得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赞扬，成为欧洲和美国大 学遗传学的标准教科书。这本教科书详细介绍了人种学和优生学的基本原理，目 的非常明确：“如果我们继续浪费我们先天的心理遗产，还像我们在过去的几十 年那样浪费，那么要不了许多代，我们就会不再比蒙古人更优等。我们的人种学 研究不能导致傲慢，而必须导致行动——导致优生。”当２０年代初希特勒因啤 酒店政变失败坐牢，在监狱中撰写《我的奋斗》时，这本教科书是他的科学参考 书。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计算出要经过６００年有系统的绝育，才能使人 类恢复健康，不过对一个将要持续千年的帝国，这么做还是值得的。１９３３年 ７月１４日，新成立的第三帝国通过了“防止遗传病后代法”，对精神分裂患者、 抑郁症患者、低能者、癫痫病患者、酗酒者、先天盲人和聋子以及舞蹈病患者强 行绝育。在以后的三、四年间，多达４０万人被“遗传健康法庭”判决实施绝育。 到１９３４年，有色人种的小孩都必须被绝育。之后被送上手术台的是犹太人、 吉普赛人和“有关个体”。这时候的纳粹德国还可说只是在步美国优生学运动的 后尘，纳粹公开声称加州等地的优生立法是他们的榜样，而访问德国的美国优生 学活动家也纷纷写报告赞扬德国的优生学运动。至迟到１９３８年，德国的“种 族卫生”运动就有了质的飞跃：种族卫生主义者声称，不应该让那些有先天缺陷 或患了不治之症的人继续在人间受折磨。这些人生不如死。于是“安乐死”取代 了绝育手术。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在入侵波兰的同一天，希特勒在一封信中指 示由特定的医生对病人进行评估，对那些无法治愈者实行“仁慈的杀死”。数十 名医学和精神病学教授奉命对２８３０００名病人进行评估，７５０００人被判 决饿死或注射毒药杀死。精神病患者如果生病，则不予治疗，任其死亡。在１９ ４０年１０－１２月间，波兰的４４００名精神病患者和德国的２０００名精神 病患者被枪杀。一些医院开始试验效率更高的屠杀方式：使用毒气。到１９４１ 年，已有７０７２３名精神病患者被用一氧化碳毒死。比起“最后解决”，这些 不过是小小的试验而已。最后被“解决”掉的，包括五百多万犹太人和难以数计 的吉普赛人、同性恋者、精神病人以及其他危害“种族卫生”的人士。 　　在这场大屠杀中，德国科学家们密切配合。德国人类学、生物学和医学等学 术领域根据种族主义和优生学的原则进行“改革”，研究人员积极参与鉴定、绝 育和灭绝那些“不卫生”者的活动。《人类遗传和种族卫生原理》的三位作者中， 鲍尔死于１９３３年，无缘见到理想的实现。冷兹在１９３７年加入纳粹并成为 威廉大帝人类学学院的系主任。费希尔在１９４０年加入纳粹，并成为该学院的 院长。在１９４３年，费希尔宣布：“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勇于迈出开创性、决定 性的第一步，为了德国人民在德国人民之中取得如此辉煌的种族卫生成就，他们 的不朽历史功勋，将永被铭记。”纳粹的副领袖赫斯则声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 不过是“应用人种学”。 　　１９３９－４０年的冬天，一位名叫埃林格（Tage Ellinger）的美国遗传 学家访问德国，在威廉大帝人类学研究院与费希尔会面。在１９４２年的《遗传 学杂志》（Journal of Heredity）上，埃林格报告了他的访德观感》。他一方 面谴责纳粹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属于“人类兽性的可耻范畴”，另一方面则声称 纳粹德国的优生计划的本质并不可恶，并对“甚至连纳粹也能从生物科学得到帮 助”感到沾沾自喜。埃林格的“一分为二”观点在当时的美国生物学界很具有代 表性。甚至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坚持认为，优生学的宗旨是好的，只不过在历 史上被种族主义者利用了。纳粹究竟是在歪曲优生学的宗旨，还是把优生学家不 敢或无法实现的理想付诸现实？如果把社会经济问题归结为遗传问题，如果把遗 传方法当做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捷径，那么，进入“人类兽性的可耻范畴”，其 实就是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寄自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