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限”的限度 　　　　　　　　　　　－－关于恐怖主义的几点思考 　　　　　　　　　　　　　　·赵毅衡· 　　人类历史充满冲突，有冲突才有历史。冲突经常诉诸武力，达到国家规模的 集团武力冲突称为战争。 　　战争与街头少年的械斗互杀，差别不在规模上，而在于利害得失的长期性。 战争卷入的不是个别人际恩怨，而是集团利害；卷入的利害也不仅是一时的得失， 在历史上余波长远。 　　武力冲突，本身就是恐怖的－－杀人不可能不恐怖。恐怖行动，一般指的是 常规冲突杀人方式之外的杀人行为，并非“兵来枪档，正大光明”。恐怖行动当 然也是自古有之，冲突中的人类，与我们一百万年前的祖先相差不多。心理学家 研究运动员与球迷，就发现对抗最紧要关头中的人，依靠肾上腺素与情绪冲动， 远远超过依靠理智。正大光明的对抗方式，本来就是胜者书写历史时定下的条例。 历史最悠久的恐怖行动，就是刺杀。赞刺客为“侠”，就是历史留下的一点点弱 者的声音。 　　现代恐怖主义，不是这种历史悠久的暗杀行动，而是一种复杂得多的政治操 作。恐怖主义，是国家规模，甚至国际规模的集团利益组合，以劫持，爆炸等伤 及非战斗人员的恐怖行动，达到原本用战争达到的政治目的。战争也很难不伤及 平民，只是把伤及无辜作为“必要的代价”，为达到目的可以略而不计的插曲。 现代恐怖主义却明确把平民作为打击对象，以挟持，伤害非战斗人员，作为达到 政治目的的手段。 　　这就是为什么房屋（例如1980年伊朗驻伦敦使馆劫持案，例如慕尼黑奥林匹 克村劫持案），交通工具（火车，公共汽车，轮船）等承载民众的容器，成为恐 怖主义者最合适的目标。民航客机悬于天地之间，一旦出事，场面特别恐怖，更 容易成为劫持对象。这次纽约爆炸案，则把房屋与客机这两种“民众容器”同时 毁灭，是恐怖主义的一大发明。 　　因此，虽然恐怖行动，作为人类冲突的一部份，历史悠久，恐怖主义却是一 个现代政治现象。有论者把恐怖主义推源到本世纪初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可能 俄国虚无党之热中于暗杀，已经伤及平民，但是他们（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中国反 清志士）的杀害目标，还是军政要人。各种主流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向反对暗杀 行为，认为干扰斗争的政治目标。 　　乍一看，恐怖主义的出现，是高效炸药枪支的副产品。用冷兵器，再勇敢的 刺客只能伤及一二人。因此传统恐怖暗杀，伤害非战斗人员的可能性，本来就小。 但是仔细一看，我们发现，恐怖主义不仅与现代建筑与交通工具有关，与现代传 媒更有关：一场不能做到尽人皆知的恐怖行为，达不到恐怖主义的政治目的，哪 怕成功也是失败。既然从武器，到场所，到伤害对象，到影响面，都有赖于现代 社会的构成方式，恐怖主义作为一种主义，只能在现代产生。如今全球化时代， 恐怖主义自然成了一种“世界病”。 　　的确，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武器。强势方面，势均力敌的二方，都不会采用恐 怖主义。强势方面当然也会采取伤害平民的做法，例如英美对德累斯顿等德国城 市的恐怖轰炸，美国对日本的原子弹攻击。但是它们都是为了特定目的，而把战 争行为作特殊延伸，并非其一贯方式。只有当弱势一方完全失去军事作战取胜的 可能，却又不愿意放弃其政治目的，才可能实行以平民为目标的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必须讲政治，不然毫无意义。其第一政治目标，是宣传。二十世纪 初开始发达的报刊传媒，已经使恐怖行动的后果远远超出直接影响的范围；当代 图象化传媒，把恐怖行动的效果绘声绘色地传到世界每个角落。恐怖行动很容易 取得两个方面的宣传效果：对内动员，让本集团士气大增。弱势一方的普通成员， 容易丧失士气，制造无私英雄，打造信仰烈士，可使徒众信仰更加坚定；对外则 可以提醒全世界一个原本被忘却的政治事业。没有恐怖劫持，全世界没有多少人 知道菲律宾棉兰老的伊斯兰独立运动，或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独立运动。这些人一 直在进行常规战争，但是发现战场死伤无数，不及几次恐怖行动让人谈虎色变。 就这点而言，现代传媒为追求视听率，竞相追求轰动新闻的陋习，成为恐怖主义 的主要政治工具。 　　恐怖主义的第二个政治目标，是挑衅。强势一方，按照已定的政治或军事路 线走下去，本可以达到预定的取胜目标。失败方面的挑衅，有可能迫使对方采取 不利于其政治目标的策略，尤其是在不适当的时间与地点采取战争行动。北爱尔 兰“真正共和军”恐怖集团在1998年制造的阿马市场街爆炸案，就是在北爱尔兰 和平谈判取得顺利进展时，企图引发对方的过激反应，颠覆和平进程。 　　当然，恐怖主义组织并非都是如此深思熟虑，经常恐怖活动出自人类最基本 的原始动力－－仇恨。因此恐怖主义经常回到没有清晰政治考虑的恐怖，例如暗 杀等盲目恐怖，杀人解气式的糊涂恐怖。 　　既然现代恐怖主义是政治行为，至今有没有什么政治集团，靠恐怖主义达到 实质性的政治目的？我能想起来的是南非国大党。这个南非黑人反种族主义的组 织，起先也使用一些恐怖策略，奈尔森·曼德拉原是国大党暴力组织负责人。但 是国大党从六十年代其就改变路线，与西方民权抗议运动结合，争取到最大程度 的外交支持，终于以比较和平的方式完成政治过渡，成为非洲政权最稳定，经济 最发展，黑人多数政权也最理性的国家。这不是靠恐怖主义取得的，而是相反： 靠放弃恐怖主义，南非国大党才取得“非洲榜样”地位。 　　采取恐怖主义的一方，无一例外付出经济停滞，秩序混乱的代价。由此，伤 害对方平民的策略，最后是伤害己方平民。恐怖活动必然引起社会动荡，投资却 步，民生凋敝，难民流动。最终，除了祭坛上摆几个烈士，连政治事业也难以为 继。因此，世界上没有“超限”的战争或对抗，哪怕为了自身利益，任何方面也 得在杀红了眼时讲究几条规矩。纳粹德国军队在俄国战场大量杀俘，在阿登战役 偶然杀俘，都马上发现抵抗顽强起来，攻势受挫；二战初德国与英国相约不轰炸 对方的大学城，最后还是德国人自己得利，几所一流大学劫后余生，帮助了德国 复兴。鼓吹“超限战”的人，不知道有没有弄清楚人类的冲突，都是政治行为， 也就是说，归根到底最后要作利害结算。且不说人道与国际公约限制，凡是遭到 报复后得不偿失的做法，就是“限度”。这种限制还相当多，恐怖主义是其中最 明显的。既然恐怖主义是一种现代政治操作，反恐怖主义－－受恐怖主义之害的 政体所采取的对应立场－－也必须是政治第一。如今各国都专设了情报机构，训 练了精悍的特种部队。政治方面的处理，就只能交给政治家，而政治家往往被以 “民意”为测量器的政党利益驱动，面临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互相纠缠，考虑到 波及全球的经济影响与国家形像，就很难保持明智的政治头脑。恐怖主义以向平 民复仇为原始动力，如果反恐怖主义也以复仇为基本考虑，同样不惜伤及平民， 那样就正满足了恐怖主义的政治目的－－使冲突升级。 　　讨论反恐怖主义时，论者往往注意一些极其戏剧化，富于冒险性的特种部队 解救及惩罚行动。我个人投所谓“慕尼黑模式”一票。奥林匹克村的以色列运动 队被劫持并且杀害后，以色列耐心地在全球范围内一个个追杀凶手与组织者。此 中当然不能排除误捕误杀，但至少原则上只惩罚有关人。正由于此，我不赞同以 色列近年右翼政权的做法，用惩罚巴勒斯坦平民，对付自杀炸弹行凶，结果必然 是怨怨相报，无法打开死结。 　　弥漫于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可以理解。对恐怖主义的庇护或同情，却会 使许多伊斯兰国家与地区，进一步推迟现代化进程。以世纪为尺度来观察，伊斯 兰的执着，是个历史迷误。一个多世纪来，沿着伊斯兰长长的边界发生的无数屠 杀场面，道理太多，好处太少；勇气太多，思索太少。我们那位写出激扬血气之 勇的《心灵史》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考虑历史将如何结算？ 　　不过《心灵史》对汉族“没有血性”的批评，倒是相当有眼光。 　　中国的第一次恐怖主义袭击，想必是1938年王亚樵等人在上海策划的虹口公 园爆炸案。在日本军人与平民借虹口公园开庆祝大会时，用热水瓶盛满炸药，炸 死了日本侵华头目，但是也造成日侨平民伤亡。这次恐怖袭击，依然是暗杀行为 的延伸，但是已经有目标过于扩大的倾向。在恐怖主义者看来，庆祝侵华胜利的 日本人，哪怕妇孺，也死无足惜。奇怪的是，这次恐怖袭击，组织者是国民党特 工，执行者却是朝鲜反日志士。选用他们的直接原因，是日语流利。但是朝鲜人 的“血性”，或许也是考虑之一。看一下南北朝鲜之间长期的恐怖主义冲突，与 中国人之间的冲突，行为模式的确不同。 　　恐怖主义，可能真与民族性格有点关系。中国历史上有声有色的刺客太少， 让戏剧家心酸。司马迁记录的中国第一行刺，计划周密，协调复杂，临场却失败 得莫名其妙，令人怀疑荆轲先生缺少恐怖行动的意志力。后来多少危急存亡之秋， 多少亡国大恨，却没有几次刺杀行动。孟尝君收养鸡鸣狗盗之徒，善辞令的说客， 偏偏养不到杀手。 　　我不是说中国人怯懦。不管内战还是外战，不论是村舍械斗还是帮会火拼， 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一样，能做到集体冲锋，视死如归。无论哪一方，到时候都能 招募敢死队。但是恐怖行动要求一个人走向死亡，心理素质就很不相同。原因可 能是中国人缺少宗教的诱导，缺少“为圣战而死必然升入天堂”的保证书。 　　所以我常觉得现代中国盛行武侠小说，是中国人的心理治疗。其中的恶侠， 能毫无内疚地伤害无辜，应当是现代恐怖主义的好人材，不过只是在小说里杀来 打去。有人会问，石家庄爆炸案如何说？那是泄私愤，被私仇弄昏了头而采取恐 怖行动的中国人，一向都有：那不是我们说的恐怖主义。我的感觉是：中国人多 私仇，少公仇；富于私斗之勇，公斗时需要一伙人齐声呐喊，然后才会冲上去拼 死。中国人要勇敢，也往往是集团勇敢：好像激发拼搏的不是信仰，而是面子。 　　这是不是又一条中国人的丑陋？不，绝对不是。虽然中国历史少了一批刺客， 现代少了几个恐怖分子，在“血性”风暴中，如果中国人能保持一分冷静，这种 心理健康，能使我们避免落入现代恐怖主义恶性陷井。当全世界喧腾，宁静的东 亚，将朝既定的方向多走许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