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还有选专业的自由吗？ 　　　　　　　　　　　　　　　·赵毅衡· 　　既然留学，天生我才已有用。用在何处却有一番讲究。在大陆留学潮中，笔 者算是较先行者，而且经过不同大学不同洲。经常有新到的文科学友来访，问及 选科一事。专业选择，或者说，是否要改行，是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 　　回望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留学生，选择之难，看来更是个大问题：他们选 择的标准主要是兴趣，而兴趣又太多。不少人频频换科目，很多人读了好几门专 科，甚至博士拿到后弃之不顾再换专业的也大有人在。诚然，宣统元年与二年全 国考试庚款生，只取几十人。天下英雄尽在此中，现在每年几万留学生西来，才 气当然无法比。但是当年留学生可以选择的科目，也比今日少多了。问题只在于： 我们心中还有没有“兴趣”这两个字？ 　　当年的中国留学生，多才多艺者太多。赵元任一直对走哪条路举棋不定，今 日听来几乎是传奇。１９１０年赵元任留美时，想学物理，考虑到实业救国，决 定学电机。到康奈尔报到后，却主修数学，１９１４年毕业，到哈佛却做哲学研 究生，１９１８年获博士，得到博士后奖学金竟然拒绝，因为对以哲学为毕生事 业依然犹豫。１９１９年回到康奈尔教物理，１９２０年回中国为罗素做翻译， 此后读到高本汉《中国音韵学》，才对语言学感兴趣。“文字改革”当时正热火 朝天，现代汉语的建设几乎要从头做起，这个报国目的才真正保持了他的学术兴 趣，先前的专业，在我们今日看来早已有大成，赵元任丢开无所谓。 　　金岳霖是另一个传奇性换专业人物。１９１４年到费城学商业，得学士； １９１７年去哥大研究院学政治学，得到博士学位；与徐志摩张奚若听伦敦经济 学院拉斯基教授演讲，大感兴趣，一起转到英国学政治思想史。后来又去牛津学 哲学。１９２５年回国，此时赵元任刚辞去清华逻辑学教职，要金代替，金教着 教着，发现逻辑“好玩”，也就是最终发现自己真正兴趣所在。１９３１年，重 新到哈佛学习逻辑，从此以逻辑学为毕生事业。他的选择几乎用了二十年。 　　闻一多在清华学校时，单名闻多，一字后加。的确当时也兴趣特别多，书法 绘画见优，又喜写剧本好文学，１９２１年到美国芝加哥读美术学院，可能是中 国留学习美术之第一人。但是闻一多受美国“新诗运动”影响，转向文学创作， 回国后又从文学创作转向文学史研究。连艺术家也可以不断改专业。 　　兴趣多到难以控制，无法找到专业方向，时间长了，就会变成无专业可言。 罗家伦和段锡朋留学五年，换了美英德法四个国家，五个大学，如此频繁换国家， 不用说专业，光把语言学通就够忙的。傅斯年也是一个例子。傅原是北大五四那 一代最有潜力的学生，到英国伦敦大学学语言学，文学；又转到柏林大学，藏学， 蒙学，地质学，什么都学，说不出自己学的是什么专业，直到连好脾气的胡适都 觉得不妥。 　　这对傅斯年来说，损失不多，浪费几年而已。那时公费留学生自主权很大， 无人能找傅算帐。国内学术界，也不需要博士头衔，傅斯年归国后，依靠留学前 的国学根底和天资颖慧，依然能一边做学问，一边当学术领袖。 　　在赵元任，金岳霖，闻一多，虽然专业方向几经辗转，至少使他们最终找到 毕生事业所在。对于留学变成游学者，出国也可以说增了阅历，长了见识。对那 时的留学精英来说，整个西方文化现代如一本书打开在前面，可以整个取来；而 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也似乎是一本待写的书，他们认为自己什么都写得。气概之 恢宏，志向之开阔，我们今日西来的学生只能叹而观之：无论财力，才干，时间， 都不允许今天的留学生，如此悠哉地“选择”。 　　但是问题还不在此：我们今天已经不能按兴趣选择。尤其是留学生，更无法 放纵自己，跟着兴趣走。 　　我坦白承认，对来找我咨询的年轻文科朋友，我的劝告一直很实际：若要找 “成功”，趁尚年轻，赶快放弃文史哲之类，转到电脑学或国际经贸等“准文科” 上去。我的劝告，从文科学生垄断的洗盘业中，“拯救”了不少朋友。 　　现在的留学生，选择问题已经很不相同。他们不再找自己的兴趣所在，而是 找稳固的收入，中产职业者的地位。年少气盛的已经很少见，选科多半是实际又 实际，以立于在许多人初中就已经决定（被决定）一生的专业方向。兴趣或许依 然有，但不与专业相混。 　　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时，最实用的“民用工程”（civil engineering）等 系，学生几乎全部是黄面孔，使校方不知如何对付“族际关系”问题。到英国， 发现报名文科的比理工科人数多，因为文科“有意思”。但是看一下黄面孔，又 是绝大部份在工科。 　　这绝对不是说学电脑容易，恰恰相反，完全放弃已经熟悉并且喜爱的文艺学， 进入完全陌生的一个行当，而且从头学起，需要极大的勇气，几年悬梁椎骨的刚 毅，还要相当高的智商。但是，当他们成功地进入大公司，我由衷地为他们高兴。 　　我的劝告，似乎是为朋友留在西方考虑，实际并非如此：《人民日报》海外 版经常大幅刊登的招聘海外博士广告，要的大多只是理工及经贸电脑等“准文科” 人才。我知道好几个文学朋友，改行后，学有所成，荣归故里。 　　如此族际分工，几十年下来，就形成自然的专业分界：白人任经理，作公关； 黄人做技术，做实验；黑人耍歌舞，弄体育。例外当然是很多，但统计会证明这 个观察正确。刚看到报导，微软公司面临一个新官司：黑人到法院告微软种族歧 视，说该公司二万多职工，黑人仅占２．６％；微软反驳，说该公司“少数民族” 有２２．７％。如此说来，“非黑人少数民族”，占微软员工达五分之一之多。 他们是谁？微软不愿意公布族种分析统计，我也希望他们不要公布。 　　难道今天的学生，就不想当思想者，当诗人艺术家？须知，真正的思想者和 诗人有福了，终其一生，兴趣与专业结合，工作与闲暇难分，甚至不怕那个人人 害怕的词──退休。人海茫茫，能有如此人生境界者，从来是极少数。在今日西 方，学人和诗人，大多在大学“执教”。不仅粥少僧多，升迁的实虑，行规的束 缚，稻粱之谋扼杀了学问与艺术之乐。思想或艺术，都要靠生活的潇洒来浇灌。 要潇洒，就绝对不能留学：一旦专业弄对了，思想或艺术只成了业余爱好；万一 专业没有弄对，很可能留也不成，归也无计。两种例子，我都见多了。这是西方 文化帝国主义欠中国人民的又一重债，很值得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们仔细研究。 　　对比五四那一辈，今天的留学生真是不幸：这是教育“全球化”把选择强加 给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自动放弃选择的时代。 （寄自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