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顿：走出战地的诗人 　　　　　　　　　　　　　　　·赵毅衡· 　　有的诗人，例如燕卜荪，瑞恰慈，热爱现实的中国，哪怕中国正颓败残破， 但是他们的主要作品并不是关于中国；有的诗人访问中国，例如美国黑人诗人兰 斯顿·休士，例如英国诗人埃德蒙·布伦顿，却一个字没有留下。见到的中国不 对他们胃口，没灵感；有的诗人，例如庞德，例如韦利，不断地咏歌心中的中国， 他们并不想访问现实中国，以免破坏了理想国；有的诗人访问了中国，不一定理 解，却留下了文学史必提的重要作品，例如奥顿。 　　这四类人，都值得一写。但是最值得写的，是第三第四种人。毕竟，文学史 是优秀作品聚成的，大作家是作品构筑的，我这个小小的文字系列，也不是只谈 奇闻轶事。 　　奥顿来到中国，是１９３８初。刚过而立之年，却似乎未立：实际上他心中 充满焦灼，用奥顿后来出名的诗题，他正落在“焦虑年代”。 　　在“红色三十年代”之初，奥顿用他劲炼的锐意，给英语诗坛带来新的英雄 气概。１９３２年他的诗集《雄辩者》被欢呼为“《荒原》之后最有价值的英国 诗”。同年，团聚在仅２５岁的奥顿周围的一群诗人，形成左翼诗人团体，后来 文学史称作为“奥顿诗派”。奥顿的诗句，语言机巧，诗格工整，与艾略特时代 的英语诗很不相同，相承的是表意方式复杂而晦涩，博学精湛。因此虽然奥顿的 立场，引起左右舆论界沸沸扬扬，面临世界危机的读书界，在奥顿的语言技巧前 惊喜，在他的乐观中体味出时代的痛苦。 　　１９３７年，奥顿出版诗集《看吧，陌生人！》，到达他在英国名声的顶峰。 国王乔治六世授予奥顿诗歌金勋章，当时英国桂冠诗人梅斯菲尔正落入官司丑闻， 显然英国政府希望奥顿在这个多事之秋，成为民族代言人。 　　而在奥顿本人，却是一个寻找新方向的痛苦转折。阶级立场时代已经结束， 战争正在来临，帝国利益民族主义，常与反法西斯的正义相混，宣传鼓动与诗人 的良心淆乱不清。１９３７年奥顿奔赴西班牙，想做一个战地救护车司机。西方 好几个青年诗人死于战地，奥顿似乎想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西班牙共和政府认 为奥顿应当为他们写鼓动诗，几个星期后，奥顿腻烦地离开了西班牙。 　　１９３７年末，蓝登书屋与菲伯出版社联合邀请奥顿与伊舍伍德，写一本诗、 照片、散文合璧的“旅行记”。伊舍伍德是奥顿的同性恋男友，以《再见，柏林》 著名的小说家。奥伊两人立即决定接受，却提出远赴抗战中的中国。１９３９， 欧洲大战爆发之前，这本《战地行》出版，正逢其事，极受欢迎。奥顿的贡献， 除了一些极其珍贵的照片，还有置于书前书后两组十四行诗，以及一首“代替注 释的长诗”，其中多首成为奥顿的名作，经常入选各种选本。 　　奥伊二人１９３８年１月起起碇东行，临行前，英国文艺界与报界郑重其事 送别。二月他们到达香港，燕卜荪当时正途径香港，为西南联大筹集书籍，遇到 奥顿，他后来回忆，奥顿“抽着大雪茄”，正忙着到港督与汇丰银行总裁处赴宴。 的确，奥顿与伊舍伍德似乎被看作西方文艺界的东线慰问使节，到处受到隆重接 待。但是奥顿从心底里鄙视大英帝国的殖民官，《战地行》中的“香港”，“澳 门”二诗，极尽讥讽。“在后台，战争听来象远处有人摔门”。 　　从香港，他们坐船潜入东江口，从广州北上武汉，在这个战时首都采访了许 多人。西方人中，被写得最生动的史沫特莱，他们觉得这个美国女子的“认同” 有点幼稚，但不失可爱。宋美龄的魅力攻势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也不错，会见快结 束时，蒋介石正好进来，奥顿觉得他“象个乡下医生”。博古“对什么都哈哈笑， 胜利也笑，失败也笑”。在武大见到陈源、凌淑华，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 在大群保镖拥簇中见到杜月笙，杭立武为他们举行了济济一堂的武汉知识界欢迎 酒会，全场除了“主座”冯玉祥一人，全说英语。 　　在武汉他们有幸遇到日军为天皇贺寿举行的大空袭，中国空军第一次大规模 迎战。他们发现最佳观战方式，是戴墨镜躺在大空地上。一架日本轰炸机“象划 着的火柴一样烧起来”，他们与街上的人力车夫一齐欢呼。警报刚结束，他们就 搭小舢板度过汹涌的长江，到日军的主要目标汉阳兵工厂。那天，日军损失三十 多架飞机，是抗日空战的第一次大胜利，但是中国平民在轰炸中死亡四百多人。 他们急于北上郑州，采访黄河前线。到河南却听说战事在鲁南激烈起来，就匆匆 赶到徐州，见到李宗仁。第二天他们雇了人力车向北，到达江苏省津浦线上的利 国驿，稍北，铁路与运河相交初的韩庄，一半已落入日军手中，正在巷战。他们 坚持要真正进入战壕，指挥官张轸趁前线稍微平静，让他们前行，却遇到炮击。 中国军官指着地平线说：“我们将撤退到该线”。奥顿情不自禁激烈地干预： “你们绝对不能退却！”中国人只是莞尔而笑。 　　奥顿他们只是后来才知道这是整个台儿庄大战的一部分。原先与他们在西班 牙见到过的荷兰导演伊文思一行，这次深入更远，拍了一部好电影。 　　奥伊二人到西安，回武汉，然后东行南昌，到达金华，采访了敌后，然后从 温州搭一艘假冒意大利的挪威船，北上到达上海租界孤岛。在那里，邵洵美为他 们翻译了游击队的战歌，在中国长期从事工业合作社运动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 与他们长谈。伊舍伍德的记述，结束于艾黎一句意味深长却是相当模棱的话： “我们将从新开始，从１９２７年”。 　　奥顿与伊舍伍德的战地之行，对抗战中的中国各界，鼓舞甚多，虽然奥顿最 不喜欢的是“作宣传工作”，这二位使者同情所在，却并无掩饰。作为战争记者， 尽职而且勇敢。但是他们留下的最大影响，看来是在诗人之中。奥顿过后，余风 长存。在大部分松散自由的抗战诗歌中，出现了一些形式略为严谨，内容比较深 沉的作品，例如卞之琳的《慰劳信集》（伊舍伍德在后来的回忆中，几次提到卞 之琳）。王佐良在八十年代回忆说：“好几个中国青年诗人，呼吸着同样的诗歌 革新空气，对奥顿的作品十分倾心。” 　　奥顿是一个从不肯为某种政治目的而放弃自己诗路的诗人。《战地行》中的 大部分诗，复杂晦涩如故。很少激动，从不感伤，没有明显的对中国人民抗战事 业的赞美。可以说，他在战争中更看到人类的悲剧：“暴力就象传染病一样成功”。 抒情也只见于个别词句，例如十四行诗集的结句：“我们必须生活在自由中，山 民就是住在山里”。十四行诗组第十八首，直接写徐州战事，却是哀悼一个士兵 之死，“被他的将军和虱子抛弃”。在武汉宴会上，田汉即席赋五绝一首，奥顿 只好站起来读这首诗。第二天《大公报》刊登的译文，却把这行改成“富人和穷 人联合起来一同战斗”，成了战时文艺界的一桩笑闻。１９７８年我考研究生， 复试时卞之琳先生堂考翻译此诗，可见那一代诗人对奥顿的欣赏。实际上，奥顿 的某些作品，点出了战争时期如何写诗的一条新路子。 　　中国之行，前后四个月，加上船程，共半年多。此行成为奥顿一生的转折点。 不仅是因为他写出了一些最佳作，访问中国之后，两个结果很明显。一是奥顿从 此对英国人的帝国情结更加不能忍受。回英后不久，他就移居美国，彻底离开他 享盛名的祖国。燕卜荪１９３９年途径纽约又见到他，奥顿对他说他移居到陌生 人中，是因为“不愿意做邱吉尔的桂冠诗人”。很多人指责奥顿在大战前夕“抛 弃祖国”，奥顿却在这场战争中，看到他不愿服务的帝国利益。 　　另一个更重要的发展，是他的宗教信仰进一步加强。从《战地行》的记载， 可以看到，他对在华传教士很注意，看到他们在最困难条件下，在日军占领施暴 时，从容应付，按信仰行事，至为感动。这使他对先前之作，颇为不安。参与西 班牙和中国的战事，他明白在战争中，人很容易激动。避居纽约，他至少脱离了 三十年代作为左翼诗人形成的朋友敌人圈子。 　　美国时期的奥顿，依然是诗坛领袖，但是他诗风由绚烂走向隽淡，从焦灼走 向平静。《战地行》最后的诗句，背景是在上海，远远听见游击战的轰鸣，他却 似乎在对冥冥中的上帝诉说：“哦，请教会我如何成长，走出疯狂”。 （寄自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