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朴·1994 谈我们中国人人性中的白日梦 一，说 梦 我以前做过许多白日梦，现在醒来了－－才发现我曾经做过的：都是一些属于全 民族的大梦。这里，我想谈一谈这些我们人性深处的大梦。 我觉得，中国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却是一个宗教情感最强烈的国家之一。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宗教狂热一场梦，“大越进”是一场宗教狂热一场梦，“ 共产主义”是一场宗教狂热一场梦，“公有制”“农村公社”等三面红旗不曾是许多 人真心实意的一场梦？昔日的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不也是像一场梦吗？今天的中国， “富强”仿佛是一场梦，“大国”仿佛是另一场梦。 大梦将醒……然而中国人的本能便是：去接着做另一场新的大梦。中国人就是这 样地接连做了两千多年的大梦。 还有哪个国家或民族能象中国这样：积极地造神，崇神，和在失败以後造新神的 呢？还有哪个国家或民族能象中国这样：积极地虔诚地崇拜活人的呢？还有哪个国家 的人民会比我们：在狂热追求某一个社会或某一种主义上－－付出得更多呢？ 不错，无神的历史的确能使我们自傲；但一想到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苦难，想到我 们人民的怯懦、盲目与迷信，想到登峰造极的暴政和种种酷刑，想到深宫、宦官、教 彷、守节、连座、灭门、文字狱、科举、小脚、滥杀无辜与滥杀功臣……等等这些我 们民族的特产，想到几百年便来一次的彻底亡国，我不禁悲伤地想到：中国人是一个 不幸得只能崇拜暴政－－连一口可靠的精神鸦片都没有吸上的民族。 然而，中国人也是最爱忘却，最好沉浸在虚无的白日梦中的民族；大中华之大， 大在梦做得无边无际……据说中华文化的最大优点，便是它能同化一切成功了的入侵 者－－然而，几千年来的一次次“同化”，已经使我们的民族文化，成为了一个标准 的亡国奴的文化；甚至在同文同种的统治者面前，也显得颤颤惊惊地像个小亡国奴。 所以我们民族真实的历史，便如一场噩梦。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相信一个民族的苦难，源于一两个不好的领导人；一个人的 死，便会带来一个民族的灾难；一个政党的独裁，便是一个国家富强民主的必要保证 ；我们依然留恋在二十世纪像秦始皇那样地统治过中国的“老毛”，等等。 二，中国人的“大国梦” 且不说在我们的眼里“我们”昔日辽阔的版图的光辉。当中国南疆的“对越自卫 反击战”打响的时候，大概每个有热血的中国人，都会义愤填膺地以为越南人“忘恩 负义”“胆敢侵占我神圣领土”－－该打! 据说那场战争，主要是由参军几个月的新 兵打的，据说每个连队打得都很英勇，冲锋连常常只剩几个人才撤下来；据说仗打得 很艰苦，越南到处是洞和热带森林，而且全民皆兵，四处设伏；据说牺牲的中国兵， 太急太多，无法将尸体和姓名一一对照，有时埋一个尸首，便写一个“缺勤”者的名 子，据说最后的胜利，是因为果断地实现了“‘三光’政策”，云云。 90年国内报载一个“容军”工厂的人均月收入，“已达到八十元”；报上又披露 在广州郊区一个特等伤残寄养院的月生活医药标准，为三十元；军训时在基层教导团 ，听“老山”前线的战斗英雄做报告，说上战场以前每人发一把“五四”手枪，里头 只有四发子弹；当然，被俘后活着回来，“也比死好受不了多少”；和当兵的聊聊， 还都盼着上前线，虽然众口一辞“大炮一响，大官往上升，小兵往下栽”，但“家里 穷”、“没门儿”，上战场如果不死－－再立个功，“没准儿回家还能分个工作什么 的”；上战场如果被打死了，便当“爱国了”。当陆兵的伙食，是八个人四小碟粗菜 ，若逢年过节或有检查团来，有鸡，有肉。难怪中国小兵的命，打起仗来也贵不到哪 去。 几个陕北同学带来了这样的消息：“自卫反击战”中，我军的一个野战医院，由 于指挥不当，被越军摸了去；越南人把俘虏到的女兵轮奸后，将四肢锯掉后运回来。 此事有关中国的国家荣誉，不宜声张。解决办法，便是政府到黄土高原的最北边的穷 山沟里，找娶不上媳妇的穷光棍，把这些已不怎么能动的女兵们，嫁给他们，每年补 助钱、粮若干。 而这一切，不过是为了支援中共的小兄弟－－柬埔寨。 如果说“忘恩负义”便应挨打的话，我想，“苏联老大哥”更有理由痛揍我们。 五十年代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军事与教育援助，仅凭“困难时期”两年的农副 产品就“还完了”？中国人挨饿饿死－－不是因为“大越进”、“浮夸”、“反右” 与“一平二调”－－却是因为“老大哥”“逼债”？神圣而万能的“爱国主义”呵… …什么是“边境冲突”？中国官方的报道可信吗？“边境冲突”究竟是领土的冲突还 是双方政府的政治冲突？从一个“老兵团”那里我知道了“珍宝岛”事件的真实过程 ：珍宝岛本为江心（靠近我方一侧）的一个无人小岛，是一些那个时代与“苏修”“ 对着干”的热血青年首先带枪上岛，与随后而来的苏联边防军展开对峙；双方由“交 涉”、“谩骂”、“推搡”直至“斗殴”，由于苏联人又高又大又壮，中国人在肉搏 中吃了亏，于是首先开枪打死了十数名苏联军人，由此随着冲突的升级苏联军队出动 了坦克……想必回击苏军的武器里，也有“苏制”的。（那个老兵团向我讲这些，是 为了说明“我们”并没有“吃亏”。） 中苏中蒙边境及青藏高原上的那些病死冻死饿死的战士，中越边境上的十几万座 新坟，与小城市里偶然留下的几座节妇烈女坊，在历史的眼光里，又有多大的区别呢 ？中国有多少资源，毁在了自己的统治者手里，或正在廉价地拍卖给外国人，却要为 边界上的几寸土地，高喊“爱国主义”。中越边境上近十年来残酷的战争，与“六· 四”以後的和平笙歌，在我看来，不过就像政治家手里的两张骨牌罢。 也许我们中国人总是把生与死的意义看得太重大了吧，所以我们的生与死便总是 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如果“大国”不能给人民带来实际的好处，“大国”反而成了阻 碍民主发展的专制的借口，“大国”又有何意义呢？ 甚至直到今天，连中国最受教育和民主熏陶的海外学子们，也一方面庆幸自己“ 去国”的经历，另一方面大谈什么“大中国”，处处表现一种王道式的霸道。“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自己“离心离德”，何求他人“同心同德”？ 中华民族饱受了战争的苦难。但中华民族既没有对已经战败了的昔日的侵略者表 现出应有的警觉－－甚至连最基本的“澄清事实”的要求，也不敢大声提出，只敢“ 友好友好”地希望“不再战”；也没有对一般的侵略表现出人道主义的觉醒－－以为 极端的民族主义便是“爱国主义”，以为强权便是国际关系中的一切；看不到人类经 两次“世界大战”才得到的“和平宽容”观念的可贵；连对自己同胞在对外战争中所 受的苦难，也漠不关心。所以，这几十年来，我们的大国梦做得很甜，很苦，很难， 也很累；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可能还要再次饱受亡国之苦和战争之苦。 “大国主义”的枪口，不仅对着异族人，也对着自己的同胞；如在今天世界上到 处流离失所的香港同胞，很难说清楚他们是在逃哪个“国难”。中共的高干子弟，早 就成了香港商界巧取豪夺神通广大的“座地霸”，成为大陆产品出口的最大受益者之 一。中国大陆1997年后对香港“五十年不变”的政策，仅一九九三年就已两变：先是 因“奥运会”的主办权而威胁提早派兵，后是严令香港的民选议会作废。中国政府所 垂涎的，恐怕不仅是香港人手中的财富，也包括他们袋里的契约－－因为香港是中国 大陆在“海外”的最大一个债主－－可能，也包括他们的人权与自由。也许，收回香 港也会给不少有门路的中国人多分一杯羹，但是，如果对于香港同胞，我们扼杀了原 则－－迟早，我们也必将扼杀自己，正像对整个大陆的共产，越“共”越穷一样。未 来如果以此为训台湾真的“独立”了的话，其罪也不在台湾人民。 三，中国人的“富强梦” 若干年前，中国的学生和市民试图以鲜血捍卫他们做“百姓”的尊严：反腐败， 反专制，和为教育请命。 而如今，腐败与专制在以空前的规模在中国大地上深入发展，在城市里已经到了 一个国家干部仅凭正当收入便难养家的地步。甚至连小学生的家长，也要在节年向孩 子的班主任，送礼、请客；否则，不仅自己老要去当“小学生”，孩子也要永远评不 上“三好”，天天挨“苛”。现在中国的大地上，是到处笙歌燕舞，纸醉金迷。 甚至连海外的“民运”，不少“反腐败”似乎也只是在反对共产党的腐败，不反 一般的腐败。据说腐败是经济发展中所不可避免的，适度的腐败有利于经济。据说专 制是经济腾飞的关键，如亚洲的四小龙就是靠专制起飞的。据说纸醉金迷，美人入抱 的地方是最好的谈生意的地方。－－总之，对于各派，腐败已是半公开地合法化了。 就像昔日拜皇帝一样，中国人现在的是“拜金”，为了金子而可以不要法制、良 知、廉耻与科学教育，为了金子可以不讲“人性”，也可以不要国家。中国的现实也 不允许大家老老实实地做生意：繁杂的捐税，仍然有效的双轨制，不平等的法律制度 ，繁琐的条条框框，和层层叠叠的专制，鼓励的便是腐败，奖励的便是专制。 搞偷税漏税的，发了；塞红包给回扣的，发了；买空卖空的，发了；坑蒙拐骗的 ，发了；走私的，发了；买卖军火的，发了；法律系统里专门卖“命”的，发了；有 权有势的，发了；卖批文的，发了；有“条子”的，发了；曾经有平价外汇的，发了 ；截流专款开白条子的，发了；搞裙带关系的，发了；使美人计的，也发了……同时 绝大多数普通的劳动者，如大中小城市的工厂里一个月依然百十来块钱的工人，不得 不当“债主”的农民，仍然在大繁荣下辛辛苦苦地生活着。大多数老老实实的中国人 ，还远远谈不上“富有”－－乱世造桀雄。我想，当一个社会里大部分爬上来的新贵 靠的都是不正当的手段，当一个社会的基本道德沦丧以後，它便离彻底溃烂人民受难 的日子不远了。 而中国历次“反腐败”运动所制裁的，大部分只是那些官场上的倒霉蛋；没有民 主监督和司法独立，建立在“举报”上的法律制度，有时甚至是一种恐怖－－一种对 检举人、被检举人、法官和证人、听众等多方面的恐怖。的确，离开了腐败，当今中 国的市场经济，也就不怎么转了，至少北京一地如此。以腐败在中国的深度和广度来 看，中国的可算是“全民腐败”。 “全民腐败”真的是一条使国家“富强”的路吗？ 我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四个基石是：公平竞争，法制，人的价值与科学技术。 这是二次大战后，西方世界成功的关键。以此标准来衡量，中国当今经济的繁荣，有 很大一部分像是吸食鸦片后的亢奋。 我不相信看到一个不认识的小菜贩，便罚五块钱卫生费的居委会老太太，会对市 场的繁荣，有何积极意义；我不相信“官本制”“权本制”，各种人为的壁垒，大大 小小的山头把头，会对经济的健康流通，有何俾益；我不相信搞烂了社会主义经济的 专制，会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保护人；我不相信利用任何一点权力、机会，就索 取利益，或是大吃大喝的普通职工，能有什么真正的未来；我更不相信为了一小笔个 人存款，就出卖国家大好河山的腐败干部，会对我们民族的未来，有任何好处。 何况，中国当今的经济繁荣，有很大部分是建立在举借外债和拍卖资源的基础上 。想要以此发达的国家，如南美、南斯拉夫等国，都曾经有一段十分繁荣的历史，如 今都是步旅艰难。不错，经济的发展需要引进资金，开发资源；但更重要的是引进、 消化技术和提高人的素质。如今，在中国最没有出路的恐怕就要算是读书教书了；毕 业了的大学生研究生，不是出了国，便是下了海，鲜有安心技术工作的。中国仍然是 一个一切讲究“原装”的国家，多数“三资”企业，卖的仍然是“洋牌子”。 何况，中国如今的繁荣，有很多本身就是虚假的。几年前北京倒爷手里的化工原 料，价格曾是生产最终产品的好几倍，但人们仍“倒”彼不休。北京大部分合资饭店 ，曾长年客房率不足30%，主要靠内宾的“高消费”和“高价”来维持。中国这几年的 繁荣，是在基础工业和农业萎靡不前的背景下。国营大企业的轻工产品，有一个原因 竞争不过乡镇企业：它们不能付30%－50%的回扣给国营商店的采购员，于是北京的各 大商场，充斥着私营企业生产的质次价高的“不耐用消费品”。几年前，我在浙南农 村，就看过以专门经营从国营企业偷来的零件、原料，和各种商标、发票等公开的消 赃市场的“兴旺”，看到过“纸糊皮鞋”、“旧冰箱变新冰箱”的工厂的“忙碌”， 更看到成千上万的小工厂向海里、河里、田里、山里顷倒有毒的废物。所以中国私有 化百分比的提高，亦“喜”亦“忧”；中国很有钱申办“奥运会”，却没有钱给穷孩 子上学。－－这一切，不过说明了：中国的繁荣，一部分也是“专制”和“无知”的 繁荣。 中国的经济立法，是完全不平等的。法律以外的法令、法规，内部的规章制度， 红头文件，条条框框，太繁太多。有道是：“外行的看不懂，内行的记不住；收税的 看不全，经商的看不见”。条子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是因为大部分条子都“合法” －－关键是合哪个“法”。“三资”企业，不仅三年免税，而且价格自主，产品不统 配，所以不少“三资”企业，是“虚”的，大老板本是公家人。据说十年来广东全省 的税收，不及无锡的一个县，而国家的投资，十年来的重点是特区；这样的“改革” ，怎么能搞不“好”呢？ ……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王塑小说中的两句名言：“‘中国’的英文名字叫‘拆 呢’”，和“抗战为什么打了八年？……汉奸！汉奸太多！”－－可能，这一切的代 价便是：中国人再次做了一场空梦－－“空想资本主义”的梦。 也许，一切黑暗，似乎都可以归结到“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也许，过了 若干年，一切都会因“理顺”而健康起来的……我们民族历史上的一个最主要的思维 特点，便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只关心“结果”，不关心“图径”－－我觉得 ，应该把我们历史上的“炼丹术”，排列在“四大发明”前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的“ 最主要发明”：只要把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放到炼丹炉里一锅煮，等上七七四十九 天，念上几万遍啊咿唉哦哄嘿牛马，便会有包治百病使精神焕发长生不老的金丹妙药 出现…… 于是，“富国强兵”演变成了“军阀割据”，“民主建国”演变成了“北洋政府 ”，“三民主义”演变成了“党国天下”，“马列主义”演变成了“毛泽东思想”。 中国的现代史，就象一段炼丹史。甚至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仍然演就 了“大越进”、“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等几场轰轰烈烈的现代全民“大炼丹 ”运动。 所以，今天中国的这个“热”那个“热”，也仿佛是一场场“炼丹”。 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或人文主 义运动）、“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或结束封建专制）、“路德革命”、 “宪章运动”、“南北战争”、“工业革命”、“经济危机”、“无产阶级革命”、 “新政”和两次“世界大战”（我个人以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史，是从“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後才开始的），其中的哪一步都不是轻轻易易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是民 主、科学、生产、人权与教育综合发展的历史－－是一步步明明白白艰苦发展的历史 ，而不是一个“炼丹”史。 而且，亚洲四小龙真是靠腐败与专制起家的吗？以台湾为例，国民党对人民控制 得最严密的时期，人民失去了“说话的自由”，而今天的大陆人民，还没有彻底的“ 不说话的自由”。台湾政权对经济的控制，要远比大陆宽松；“日据”时代，台湾已 经普及了初等教育；几十年来，台湾政府继续努力普及全民的高中教育，平均的人的 资源，远比大陆好。国民党在台湾经济起飞的关键时期（“小蒋”时期），并不怎么 腐败－－否则，台湾的有钱人，早就该是当时掌权的“外省人”了，而不是现在的“ 本地人”。三十年中，台湾社会居安思危，卧薪尝胆，受着极大的外部力量的制约， 客观上不能滥用权力－－所以，幻想着靠腐败与专制起家，步“亚洲四小龙”的“后 尘”，不过像是一个“梦中之梦”罢了！ 一个历史上优秀的民族，在于能够很快地学习他人的长处，汲取他人的经验，和 少付他人已付过的学费。而一个历史上劣等的民族，总是在疯狂地重复前人的错误， 和开历史的倒车。一个历史上优秀的民族，往往能将它的进步溶入它的历史，改造它 的传统道德；而绝不能靠诸如“斗人有理”“造反有理”“腐败有理”“独裁有理” 之类的道德神话。 我想，一个民族要发展，不仅商业和轻工业要发展，科学技术、基础工业和农业 也要发展，特别地，全民教育和民主政治也要发展；“经济繁荣”并非医治百病的良 药。否则，一个“繁荣”与－－“腐败”、“专制”、“愚昧”、“封建”、“民族 危机”和“宗教狂热”－－相结合的朝代，一个只会盲从和盲动的社会，会堕落得更 快。回顾中国的历史，紧接着每一次民族的“大繁荣”的高潮之后，都是一场空前的 “大灾难”。 所以，我们不能期望把一切“污秽”，放到一起，盖上盖，一气煮上七七四十九 年以後，便会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这是违反迄今为止人类发展的一切规律的。 三，中国人的教育梦 从中国的第一代新知识分子做“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梦到如今，已经有一个 世纪了。如今，中国依然愚昧、盲目、落后，依然轻视知识与教育，依然有世界上最 广大的文盲队伍。在这一个世纪里，中国的知识分子饱经磨难、歧视，差点儿被消灭 掉。“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梦，也已被埋葬掉了。今天，中国人似乎不再相信科 学和教育，能有“救国”的功效－－充其量，它们不过是政权的扶佐，或是赚钱的工 具罢了。 然而中国的紧邻日本，一百年前成功地推行了“全民教育”，并由此顺利地完成 了“明治维新”。使日本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由一个弱小而落后的“准殖民地”国家 ，成为了世界上的列强之一，成为了中国的殖民主。日本是那样地尝到了“教育”的 甜头，甚至向它最重要的新殖民地台湾和朝鲜，也派出了大量的乡村教师，同时严厉 地限制这些地区能受的教育……几十年来，世界上新起的国家和地区，在强盛以前， 都有一段十分成功的全民教育史；“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似乎对它们并不是一个 梦。而我们中国在这一个世纪里，尝试了一切社会和经济制度，做出了艰苦的努力， 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仍然在愚昧和落后中挣扎。世界上与中国同样地处在愚昧和落 后的国家，长期地处于哪一种制度的都有。相反地，世界上比较“文明”的国家，社 会主义照样能够搞得比较成功。－－看起来，一个受了良好教育并懂得尊重他人的民 族，选择哪一条路，都是对的；而一个没有教育处在愚昧中的民族，选择哪一条路， 都是错的。 那么，“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在中国，为什么仅是一场梦呢？我感到，除了政 权的原因和历史机遇的原因，中国从事教育的知识分子，也要为此负责。 我觉得中国大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大弱点，便是“清高”。 中国的大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围墙很重要，校门口那块牌子很重要。走进 这堵围墙，便是清贫、斯文、学术、书藉与世界上最先进的“美”；走出这堵围墙， 便是“现实”。 一方面哀叹民族素质的低下，另一方面鲜有人为科学的普及做些什么，十分瞧不 起那些把时间花在勾通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上的人，总是关起门来读书；甚至连一本 教科书，也怕写得“浅”了；一个学术问题，也怕问得“不深”。一方面哀叹中学教 学质量的低下，另一方面很不屑于中小学教师的再陪训，甚至不愿与他们多接触。一 方面哀叹中国技术之落后，另一方面又只瞧得起那些搞“世界最先进水平”的人。一 方面指点江山高谈阔论，另一方面连流氓小霸之流都“敬而远之”，更不敢公开地发 表其政治高见，只热衷于搞内部的“相轻”“相伤”。所以大部分学生走上社会，不 是完全忘掉所学的知识，抛弃“斯文”，便是“出国深造”。 中、小学也是如此。课本上的教条，从来不敢对照现实，分析社会与家庭。小学 二年级的学生，便知道“日记”应该“怎么”写；念了十年书，只讲课本经；学完整 套中学物理，不会修理自行车。中学毕业后，考五、六年大学的读书人有得是。 于是中国的教育完全地脱离了“世俗”，成为一种“梦幻”。 如今，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常慨叹教育经费的不足和待遇的低下，慨叹“人心不古 ”，慨叹“教大学的不如修皮鞋的”。但我觉得，一个社会中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 主要并不在于经费、头衔与待遇，根本在于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当中国社会还 处在愚昧之中，一个大学教授对社会的直接影响力，还比不上一个“修皮鞋的”，其 待遇比不比得上“修皮鞋”的，已经是次要的了。“解放前”那些少数领高薪住洋房 的教授们，对于中国社会的进程，又有多少启蒙的作用？连他们自身，又能在象牙塔 里住多久呢？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不全是人为的。 我觉得，“知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口号并不是错的；错的是用工农群众去消 灭知识。回顾中国这半个世纪以来新知识分子的心态，不是“士大夫”气十足地把工 农当做下等人，便是诚慌诚恐地把工农当做老师，很少采取平等的态度。倒是旧文化 依然牢牢地掌握着群众，如极权专制腐败的国家意识和使内功投暗器的个人处事原则 等，骨子里的旧知识分子们依然专制着国家的政权。在学术上，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 爱讲究“学问”（其实是爱“学”不爱“问”），不爱像美国的科学家们那样到处讲 ，更不爱向外行多“罗唆”。这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邻秩栉比的宾馆饭店发 廊商场，却没有向大众开放什么公共图书馆，中小城市里很少有一间像样的书店。中 国人正醉心于靡靡之音、黄色小说和黑色文学，文化上与讲究“数理化”和“探索文 学”的数年前相比，似乎有所倒退。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全民义务低费基础教育，依然 遥远得像一场梦。 直到今天，中国“科学”与“现实”的交流，也仅是限于卖技术做生意。一般老 百姓生活中的科学教育与民主启蒙文化，是太少太少了。 中国古代文人的“豪放”，是拒官、饮酒、吟诗、隐居、独善其身等等这些“出 世”之举，缺少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那样的“上敢挖苦教皇、下敢打骂流氓”的 活生生的人才。沿袭至此，中国缺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那些千千万万个不计个 人得失搞“民众教育”的教师们，缺的是一套切实的教材，缺的是基础教育，缺的是 大学校园开放，缺的是千万个科学家向大众做广告。也许，这便决定了知识分子在现 代中国的命运。 我觉得中国教育的出路，在于真正的“民众教育”。中国人最大的危机，是文化 的危机。中国的最终出路，仍然是“教育救国”。－－中国的才子们，不能再“出世 ”了！ * * * 拿破伦曾经说过：“小心，千万不要唤醒中国－－中国是一头沉睡中的雄狮!”我 想，中国这头雄狮之所以迟迟不醒，是因为它还在做梦！ 醒醒吧！梦中的中国人！ 写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一九九四年二月。 本文所取的资料，都是九一年中前的。这两年，中国大陆似乎仍在往同一方向发展。 因担忧中国的前途，特写此文。 ☆ ☆ ☆ 关于“最惠国”的几个疑问 未来十年，也许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另一个关键十年。现在，美国对中国大陆贸易 最惠国的问题牵动着全球十几亿华人的命运。这里，我提出几个我个人找不出答案的 问题，供大家共同探讨。 第一，中国社会的未来是什么？ 中国大陆能否象亚洲的“四小龙”那样：依靠经济发展，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现 代民主社会？或象西亚、南亚、中美、南美和非洲诸国那样：变成另一个现代金权国 家？在后一种国家里，往往若干大家族掌握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甚至操纵着民 主制度和一般人民的命运；这些家族：在经济繁荣时攫取着最大的私利；在经济困难 时将巨额外债和生态资源危机等苦果留给人民，并通过军人政权或极端民族主义的方 式来继续其黑暗统治。我想，前一种模式是我们所希望的，后一种模式不应成为中国 未来发展的方向。 但是，区别两种发展方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中国的“经济热”到底能有多久？ 处于“经济热”之中的中国大陆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如何评价中国大陆当今的经济发 展？在这样的发展中，中国的经济和一般民众，能否得到基本的安全感和社会公正？ 中共政权的私利有没有可能受到限制？中国的市场经济能否走上公平竞争之路？中国 真的能走出“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吗？这些，都是一些有待回答的问题。 现在，如果失去了“最惠国”的待遇，上亿中国大陆老百姓的日子（包括他们的 新希望）将会立刻受到打击，中国的经济很可能要遭受挫折，中国有可能失去宝贵的 历史机会；但在此次越来越强硬的中共政府面前，国际社会若不将“最惠国”与“人 权”问题挂钩，又似乎是放弃了制约中共政府的唯一外部力量，不利于中国社会的长 远发展－－因为一个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解决，需要一定的内外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讲 ，亚洲的“四小龙”的发展，几乎都是小地区，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变异”的特 例，其政权“以权谋私”的力量似乎要远比中国大陆小－－而不受足够限制的权力， 不正是这几十年来中国大陆的悲剧所在！所以，对中国纯“经济梦”的担忧也并非是 多余的。 第二，什么是主要的人权问题？ 现在，国际社会上所谈的中国人权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１．中国国内 持不同政见者的人身待遇问题。２．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３．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 。 中国社会的不幸，就是在于没有一种内部的制约力量。改变中共政策的因素，往 往是它旧有的统治所带来的巨大灾难。许多共产主义国家－－如六七十年代的中国， 和当今的北朝鲜－－存在的关键之一便是：不遗余力地打击消灭一切有可能存在的其 它政治力量（包括内部的非主流政治派别），不让人民接触到一点社会民主生活，以 社会恐怖和社会愚昧来代替社会政治。这样的政策的遗毒之一，便是社会问题对“独 裁”统治的依赖，便“独裁”对后继社会造成的“混沌”。无怪当今许多中国人仍然 认为：一党独裁，可以给国家带来“安定团结”和“经济起飞”。 所以中共是不会主动放弃其“一党独裁”政治的。现在，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 ”，正是在试图对中共的“绝对权威”，做出怀疑；从长远来看，中国内部需要一些 “持不同政见者”。然而，可悲的是：中国目前内部制约因素的存在，仍须外部力量 的扶植；在此背景下外部力量能起的作用，也很令人怀疑。 那么，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独立的“中产阶级”呢？很可 能近期不会，因为中国当今工商业中的“金权”色彩，是太浓了。中共政权以後的社 会及经济制度，大概也只会奖励“结合”，而不允许“独立”；唯此，它才能保持其 既得利益。 民族问题，原则好听，实现极难，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感情色彩太重。我想：只 有在中国走入民主的现代社会以後，在理性的社会背景下，这个问题才能获得比较完 美的解决。 至于“计划生育”与人权，对于了解中国资源状况的人士，似乎只有“败事”之 嫌。 所以在此背景之下，“人权”问题，对中国社会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实难判断。 最后，我感到中国的人权问题，缺了一根主线：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我认为：“ 人权”便是人民应有的权力－－包括他们过问从他们身上征得的税收的权力，他们过 问自己命运的权力，他们受不随当权者喜怒所左右的法律审判的权力，他们受教育的 权力，他们追求快乐的权力，他们平等地在社会中生活的权力，他们因辛勤的劳动而 获得体面的生存的权力，等等等等。但如何才能提出这样的人权呢？我很失望：“腐 败”问题没能成为中国目前的一大人权问题，“全民教育”的问题也没有成为另一个 。 第三，“最惠国”有没有一条合适的中间路线？ “最惠国”的问题，似乎是“两难”的。最近，有人提出了一条中间路线，即仅 对中国的“私营企业”，继续保持“最惠国”的待遇。 那么，这种方案在工商业上是否切实可行呢？它会不会对中国目前“以权谋私” 的社会问题实际上起到促进的作用？－－因为它很可能：为“政权腐败”这样的最大 的社会不公正，取得最大限度的社会谅解－－由此带来的新的不公平竞争，会不会损 害中国社会及工商业的健康发展？它会不会极大地损害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在这一方 式下，中国社会目前的最底层－－国营工厂的工人和从事农业的农民－－很可能再次 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这是否公正？由此，会不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和倒退？有没有 其它的中间路线？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想，私有制不应是中国社会的最终目标 ，中国社会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一个民主的现代社会。 总之，在这祖国的关键时刻，让我们共同地探讨一下这些问题吧！无论“最惠国 ”的最终前途如何，我相信，我们的民族都不能再“盲动”了。 ☆ ☆ ☆ 也 谈 吴 弘 达 　　上期《华夏文摘》中，有这样一段话：“国内黑暗阴森的劳改营，惨无人道的器 官移植，总有那么一些败类，在无耻地兜售着这类故事。满足了西方的猎奇，也给政 客们送去了资本。但是，抛开那些数字，有谁能说，这样的事在国内一定不会发生？ ”这是一种在我的朋友中非常普遍的观点。但是，下此结论前，我们对吴弘达其人的 言行和中国监狱制度中的人权问题究竟有多少了解呢？ 我觉得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是我们中国的一大问题。五千年来的中国历史，造 成了我们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势力眼；单位家属院中的个人成长历史，造成了我们十分 单一的价值观；十分脱离实际的教育制度，造成了我们易于偏向极端的道德观。做为 中国的知识分子，又特别地爱轻视除自身和统治阶级以外的一切其它阶层。中国社会 当今的诸多问题，都与这种人和人之间的隔阂有关。 我个人第一次对大人政治观点的清楚记忆，是七八年在南下回老家的列车上。那 时几个大人，一致地对新的“包产到户”感到深深地忧虑，认为这样是生产力从集体 大生产向小农经济的倒退。其中，也有我那因在五七年坚持人道始终不渝而受了半生 迫害的可敬的母亲。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末，我的家庭才真正了解中国农民为“社会主 义”而负出的惨痛代价；只是到了九十年代初，我的家庭才知道了这样一个事实：在 新中国不仅有人民死于饥饿，而且死于饥饿的人民有好几千万！我相信这样的重大历 史事实，许多仍然不被大多数中国人所了解。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共产党的统治手腕 －－不让濒临饿死的人去讨饭，以维持城市的升平－－是比以往的统治者都要“高明 ”。直到今天，流行的观点把中国的一切问题，仍归罪于那个劳动最辛苦、受的专制 统治最严厉、纳的捐税最重、没有门路腐败、没有机会受教育、和生活最为贫困的阶 级－－中国农民。 中国国内的“器官移植”和“奴工”问题，有没有呢？有，不仅“一定不会发生 ？”，而且普遍。我有一个亲戚因病要换肾，每年春节、五一、十一，都要向“公安 局”送礼，因为逢节便要大量处决犯人。后来因为一个肾涨到八万，不换了，人也去 世了。中国的“奴工”问题，在我看来，要严重得多，做“奴工”的不仅仅是监狱中 的犯人。中共地方上的干部，与私资外资相勾结，使大量的打工仔打工妹，生活在“ 奴工”和“半奴工”的状态中，从中他们自己大发腐败之财。中共的中央法律，既保 证地方干部，是自己行为的裁决人，又严禁“奴工”和“半奴工”们相互联络成立组 织。中共的新闻制度，也不允许这样的社会阴暗面，大量地见诸于社会。中国大陆当 今的社会风气，更是把“做人上人”，推崇至极。“人吃人”的社会现象，绝不仅仅 是因为“五千年来的吃人史”。中国当今的“经济繁荣”背后，有多少血腥多少恶臭 。 老干部控诉“牛棚”，知识分子控诉“劳改”、“干校”与“上山下乡”，曾形 成了我们中国当今非常流行的历史研究与文学潮。那种制度对干部和知识分子不对， 对其它阶层的人就对了吗？也许，犯人（且不说中国“公安－审判”制度本身的黑暗 和无法无天）和“打工仔”“打工妹”等都属于下等人，他们的人权无关紧要；他们 做为历史进程中的牺牲品也是“值得”的。但是，中共建国这几十年的历史，从“肃 反”、“胡风案”、“反右”、“大越进”、直到“四清”和“文化大革命”，都似 乎在说明这样一点： “如果你坐视不公正加诸于他人头上，那么，更大的不公正便迟早要加诸于你自 己的头上。”而且当这种不公正来临时，你会觉得更绝望。 “六四”以后，北京学生因参加“六四”所受到的处罚轻微，便是这一道理的另一明 证。 释珈在成为佛祖以前，曾体验过七十二条生命；七十二是虚指，言多。这七十二 条生命中，既包括了穷人富人、男人女人，也包括了牲畜、禽兽、蝇蚁、草木。换句 话说，释珈是在体味了大千世界中过去未来的每一条生命后，才“大彻大悟、大慈大 悲”的。今天，当我们真正关心和热爱我们的中国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有勇气把我们 自己，放置于其它社会阶层的位置上？ 中国当今的民运，过分地依赖于西方外国政府，虽是下下策，但也有其不得已的 苦衷。试看在国内的“刘刚”们的命运和作用如何。即使“吴弘达”们真是“那么一 些败类，在无耻地兜售着这类故事。满足了西方的猎奇，也给政客们送去了资本。” ，也私毫不说明中共政府在“器官移植”和“奴工”问题上的正义性。果然如此，在 中国做平头百姓便更是悲哀、更觉没有希望。